威廉•奥古斯特•拉伊(Wilhelm August Lay，1862－1926)是德国“实验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国际上“实验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实验教育学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教育现象。在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验教育学对教育理论和实践、对教育研究产生了自己的影响。拉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拉伊于1862年7月30日生于德国的一个名叫博亲根(Boetzingen)的一家安适的农庄里。1876年他父亲去世以后，他才能打消作一个农庄主的念头，并立志当一名教师。这是他最高的生活目标。

在海德堡(Heidelberg)附近的一所乡村小学里任教几年以后，拉伊进入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工业学院(Technical College)，攻读自然科学，后转入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在当时不少名家指导下，学习动物学、生物学、解剖学、地质学、化学、语音学和哲学。1886年，拉伊大学毕业。1893年，他受聘为卡尔斯鲁厄的师范学校的教师，同时研究了当时德国大学中一些著名学者，如狄尔泰(Dilthey，W．)、温德尔班(Windelband，W．)、李克特(Rickelt，H．)等人的研究方法。后来担任卡尔斯鲁厄的师范学校校长。拉伊在这所师范学校工作了30年，把自己的半生奉献给这所师范学校。他的不少教育学实验是以该校及其附小的学生为对象的。

拉伊于1903年在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获得哲学博土学位时，已41岁了。在他的博士论文《实验教学论(Experimentelle Didaktik，Experimental Didactics)》中，把教育看成为一个整体，并区分了“心理学实验(psychological experiment)”与“教育学实验(pedatogical experiment)”；提倡建立教育学研究机构、教育学实验机构和附设实习学校；阐述了未来学校的“理论的(theoretical)”即“科学的(scientific)”与“实践的(practical)”即“艺术的(art)”基础，并称这种学校为“活动学校(Tatschule activity school)”或“生活社会学校(Lebensgemeinschaftsschul e，school of living community)”①。同年(1990年)，出版了《实验教学论》初版。

可以说，拉伊毕生执着地传播实验教育学的思想和方法。1904年，应基森大学(Giessen University)佐默尔(Sommer)博士的邀请，拉伊向第一届实验心理学大会作了关于实验教学论的研究报告。1906年夏天，根据他在卡尔斯鲁厄的学校里所做的实验，本着医疗卫生教育的宗旨，在基森大学讲授了医学心理学课程。同一年里，拉伊还为200多位教师、几所大学的教员，在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举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教学论的讲演。稍后，他在曼海姆(Mannheim)又为80多位教师作报告。曼海姆是当时的一个新教育的中心，1899年在这里第一次产生了“市立中学”的实验。此外，拉伊花了大量的时间，在1905年与梅伊曼(Meumann，E．)教授共同主编了一本期刊：《实验教育学：实验教育学研究会刊物(Die experimentelle Padagogik，exp. Pad.，Experimental Pedagogy：An Organ for Co-operative Study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梅伊曼是德国“实验教育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国际上“实验教育学”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在1890年以后的30余年时间里，拉伊发表的著作约20册；论文约60篇①。他的《实验教学论》早被译成俄文、法文；《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Padagogik，Experimental，Pedagogy)》则早被译成俄文、塞尔维亚文、日文、西班牙文、捷克文和英文。《实验教育学》的英文版，是根据1918年德文第3版，由纽约大学拉多塞尔耶维奇(Radosavljevich，P、R．)教授的两个研究生魏尔(Weil，A．)和施瓦茨(Schwartz，E．K．)译、并由拉多塞尔耶维奇校订。拉多塞尔耶维奇是梅伊曼于1902－1905年在苏黎世大学(Zurich University)任教时的学生。它于1936年出版。金澍荣、黄觉民两位教授以上述英文版译为中文，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现代教育名著”出版。因此，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外国教育名著丛书”中的《实验教育学》是第二个译本了。
拉伊在退休后未久，不幸于1926年5月9日在卡尔斯鲁厄逝世。

二

(一)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是新教育学。在《实验教育学》中，他说：

“实验教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现在在教学和教育研究中所运用的新的研究方法。”
“新旧教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积累经验的方式和研究的方法。”⑤

拉伊赞赏梅伊曼的一句话：实验“是当代教育学的标志(ist die Signatur der Padagogik unsererTage)”⑥。但拉伊进一步主张，实验要在课堂或班级的实际情境的影响下进行，而不是在人工的实验室中进行。拉伊指出：新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指实验，但是除了实验以外，还有系统的观察和统计。同时，实验教育学是通过实验、系统的观察和统计，解决教学、教育中的问题的；那种认为实验教育学是以实验为唯一手段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析为：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即间接的观察；对当前经验的研究，即直接的观察。对直接的观察又可分为：(1)偶然的观察；(2)有目的的观察，包括①周密观察，②统计，实验。在拉伊看来，教育学只有运用了这新的方法，才能成为新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
拉伊认为，“只有当一项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教学、教育问题时，这项实验才是教育学实验。”①

拉伊不赞成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就是实验心理学”的主张。他认为实验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并不就是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家由于缺乏课堂和班级的实际经验，因此他们不能对一些具体教学论问题提出正确的建议和进行正确的研究。
拉伊不赞成梅伊曼倡导的实验室实验的观点。他认为实验要在班级的实际情境下进行，“实验的条件要尽可能与班级教学的条件相一致。”
拉伊不赞成梅伊曼的实验心理学家是实验的主角的判断。他认为从事实验的人主要是有实际经验的教师。
在拉伊看来，实验包括3类：(1)拉伊称之为“初步的实验”：使研究者熟悉研究的范围，制定一个计划，考虑一些意外的情况，力求避免一些可能的差错，进行尝试性的实验；(2)他称之为“真正的实验”，或称之为“主要的实验”：把初步的实验结果放在一边，充实有关的资料或事实，进行基本性的实验；(3)他称之为“控制的实验”，也称之为“验证的实验”：对真正的实验所获得的结果，加以检验与证实。教育学实验则包括3个阶段：“(1)提出假设；(2)设计并实施实验；(3)在实践中进行验证。”③
(二)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是科学的教育学。在拉伊当年看来，教育学还没有被公认为一门科学。他认为，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要把每一种教育现象都看成是各种原因的结果。教育中的因果关系极其复杂，因此要在有意识地控制的条件下，观察各种引发的现象，也就是说，要进行实验。而实验教育学运用实验的研究方法，包括系统观察、统计以及与假设、验证联成一体的实验。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简称为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教育学只有运用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科学。他说：

“必须开发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使教育学能够独立，并借此把教育学确实提高到科学的地位。”④
“旧教育学把推演出来的结果看作是最终的原理、理论、目的和方法；新教育学则不同，它认为这些结论只是初步的假定或假设，这些假定或假设应受到系统的观察、统计和实验的检验。”⑤

同时，“假设是新旧教育学之间的连接环节。”⑥实验教育学是建立在教育假设的基础上，这种假设利用了过去和现在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以及现代生物学科和价值学科。拉伊指出，只有赋予教育学以信得过的研究方法，又为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一个宽厚的基础，进而使新出现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时，才能把教育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实验教育学正是逐步建立并最终达到的这种科学的教育学。
实验教育学为了促成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研究要有适当的标准(目标)，在这一点上，拉伊与梅伊曼的意见是一致的，例如(1)实质的目标(material objectives)：知识和技能的获得；(2)形式的目标(formal objectives)：学习态度、概括能力、对学科兴趣的发展；(3)伦理的道德的目标(ethical - moral objectives)：自我制约、自我矫正等能力的发展。
(三)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是完整的教育学。他说：

“旧教育学依靠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可是这些方法本身是不完善的。因此，实验教育学通过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是对旧教育的补充和完善，因而是一种完整的教育学(complete pedagogy)。”①

而且拉伊强调，实验教育学与旧教育学不是完全对立的，实验教育学一直在利用旧教育学的资源，只是新教育学并不满足于旧教育学的成果。“新教育学毕竟只是旧教育学有机的发展”。
拉伊把现代生物学科和价值学科称为“邻近学科”。对价值学科，他也称之为哲学学科。借助这些邻近学科，并按照教育学的观点运用它们，使之转化为“辅助学科”；拉伊认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只是把伦理学和心理学作为辅助学科，而实验教育学要以全部的生物学科和价值学科为基础。在这里，拉伊说的所有生物学科，包括生态学、解剖学、生理学，还包括卫生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拉伊说的所有价值学科，则包括认识论、经济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等。因此，他说新教育学建立在比旧教育学更为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上。
拉伊说：

“梅伊曼认为，实验教育学只是‘发现事实(fact - finding)’，因此，他永远不能涵盖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主张把‘实验的’教育学与‘系统的(systematic)’教育学并列起来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发现事实和构建体系是彼此分开的两个过程。”

梅伊曼十分推祟科学实验的验证，认为传统教育学只是观念和规范的科学，认为没有实验根据的任何思辨都是违背实验教育学的。他主张教育学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职能是描述和说明；另一部分是把上述事实按照一定的系统组织起来。如教育目的的正确与否就难以实验的方法加以验证。因此，企图在实验方法探讨教育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描述整个教育学体系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行系统的描述，必然带有各种猜测和假设，这就根本上背离了实验教育学的指导思想④。
而拉伊则认为，“在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中，还没有借以连接事实和体系的各种假设。而且，要按照一般的教育学观来实施一项又一项教育实验，否则，这些实验就根本不是教育学研究，而只是心理学研究、卫生学研究或其他学科的研究。最后要指出的是，在学生的发展阶段中，他们逐渐地才能达到系统的教育学根据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规范学科而制定的常模。但是，只有实验的研究方法才能确定学生的发展阶段。”“如同树梢和树根那样，“发现事实和构建体系的各种假设，是密切不可分的。教育学只有一种。”①
可以说，梅伊曼主张的实验教育学为教育学的部分；拉伊则认为实验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全部。
(四)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是一般教育学。他说：

“现在，实验生理学和实验生物学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因为生理学和生物学采用实验的研究方法，已是不言而喻；同样，以后除了一般教育学(general pedagogy)以外，不再有一门实验教育学；因为实验教育将成为唯一的教育学――普遍教育学(universal pedagogy)。”
“一旦实验研究方法被普遍接受，‘实验的’这个形客词将被以冗词侧去；教育学是‘实验的’，如同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一样，那是不言而喻的。”④

拉伊认为，要使实验教育学的成果得到传播，就必须精确地陈述它的研究方法的假设，执行过程和对结果的证实。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重复验证和继续研究。正是这种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教育学成为一种“全世界的教育学(world pedagogy)”⑤。而且，对教育进行一番谨慎的实验研究之后，人们将不再把研究方法或教育学看成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研究方法或教育学，不再把它们看成是某种个人的思想体系，教育学或教学论也因而会成为一种全球(all over the globe)的科学⑥。
他的实验教育学就是要建立一种“全世界的教育学(Weltpadagogik，world-wide pedagogy)”或者“全面的或完整的一般的教育学(Gesamtpadagogik，whole or complete, universal Pedagogy)”。拉伊一方面也承认教育是受一定文化价值的制约，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把教育学与物理学、化学相类比，这是错误的。
作为这种一般教育学的实验教育学，拉伊认为就是“生物―社会教育学(biocommunal pedagogy)”。它有3个部分：(1)“个体教育学(individual pedagogy)”，研究儿童的遗传特征、种族特征、国家和家庭特征，以及个体特征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2)“自然教育学(natural pedagogy)”，研究自然环境因素与儿童间的关系。(3)“社会教育学(social pedagogy)”，研究社会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影响。拉伊也指出个体教育学、自然教育学和社会教育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是由于个体及其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拉伊在他的《实验教育学》的结尾时说：“现在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育学不仅是一门通过实践经验得来的艺术……而且是一门科学。”“象医学一样，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⑦也不能把教育学与医学简单类比。他以“最终会出现一门一般教育学，并实现一般教育学的目的――人类友爱，人间天堂(the brotherhood of man and Kindom of Heaven on Earth)”终篇。在还存在阶级的时代和社会，教学总是一门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空间与时间不同，教育学的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拉伊“人类友爱，人间天堂”的话，已经90多年过去了，迄今还只是善良和美好、虔诚和久远的愿望。

三

拉伊说：

“有目的地、系统地、卓有成效地组织环境对儿童的各种影响，引导儿童对环境的反应(即儿童的身心发展)，这种组织和引早就是教育。但是，教育不仅有生物学方面的原则，而且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则；与此同时，教育还必须遵循自然和文化的原则。”
他认为，教育就是对人的发展的实际指导，目的是造就完整的生物－社会(biocommunity)中完整的个性。所谓生物－社会，包括自然的领域，即生物－社会的自然生活；又包括社会的领域，即生物－社会的文化生活。在他看来，要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待儿童，又要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待儿童。
活动的原则、表现的原则是拉伊提出的基本教育原则。其中心论旨是：活动(activity)、做(doing)、行动(deed)。他认为，每个教学单元都有3重过程，也就是3个阶段：
刺激(stimulus)……联想(association)……反应(reaction)；或印象(impression)……同化(assimilation)……表现(expression_r_r_r_r)；或观察(observation)……心智上的“消化”(mental“digestion”)……呈现(presentation)③。
他通常把这个过程又表述为“观察、同化和表现”。拉伊“从发表(按：即表现)主义的立场”，“乃唱出(一)直观(按：即‘观察’)、(二)类化(按：即‘同化’)、(三)发表(按：即‘表现’)等三教学阶段说，改正赫尔巴特派之教学阶段说。”④这个基本教育原则包括下列分则，即自然原则和价值原则，意思是说，活动要与自然保持一致自然的活动；也要与文化保持一致文化的活动。
根据基本教育原则，拉伊倡导活动学校，或称生活社会学校。“通过活动进行教育(Die Erziehung durch die Tat)”，是拉伊的一句座右铭。他认为学生是凭借活动求得发展的。他竭力称赞“主意的学校(vole，ergo sum)”，坚决反对：主智的学校(cogit，ergo sum)”。他称主智的学校是“读的学校(Lernschule)”，是“坐的学校(Sitzschule)”，是“文字学校(Wortschule，word-school)”，是“书本学校(Buchschule，bookish school)”。他认为这种学校都应该由活动学校、做的学校、行动学校来替代。拉伊严厉地抨击了旧教育中和现代教育中的主智主义倾向。他坚决反对赫尔巴特学派的主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教育学。在1905年与梅伊曼主编的《实验教育学》杂志的第1期上，他说：“现在肯定不能再把赫尔巴特和齐勒的心理学与教育学体系看成是正确的了，肯定不能再把它们当作心理学、教育学的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了。”⑤他建议教师们阅读和思考《当代教育学史(Zur padagogichen Zeitgeschichte)》(1904)中冯萨尔维克(Ernst von Sallwuerck)的文各《齐勒学校的终结((The End of ZillerSchool)》。
拉伊反复论述，一切教育、教学中的被动、接受、吸收要让位于活动、表现、建构和创造；“看的学校(seeing school)”必须由“做的学校(doing school)”所替代。有刺激就有反应，有印象就有表现，有观察就有呈现。学校如果不利用这些活动的源泉，就不能积极地促进儿童身心的发展。在拉伊看来，活动，即身心两方面的活动，是教育、教学的全部内容；对活动学校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儿童，不是教材或儿童将来的职业。活动学校的目标不同于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G．)的劳作学校(Arbeitsschule)，不在于单方面的木工和金工训练，最终目标也不在于公民的培养，而是把儿童看成是有一定需要和倾向的人，现有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为他们将来的生长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因此，对儿童每一种有益于其身心需求的，都应鼓励；对所有的表现形式，都应认可。总之，教育决不能是被动的，接受的和吸收的，它必须是主动的、创造的、建构的、积极的和活动的①。
所谓“有机的课程(organischer Lehrplan，organic course of study)”，在拉伊看来，“就是按照卫生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的规范所制导的各种活动。”他认为当时学校的许多弊病，是产生于各门科目之间的不协调，各种活动之间缺乏相关性，于是削弱了学生的发展。有机的课程似乎可概括为以活动为骨架的各门科目的网络。他说，活动学校里开设的有些科目，特别重视观察和同化，也就是特别注重教材；有些科目则要求把重点放在同化和表现，也就是把重点放在形式上。有机课程就是要把观察的事实教学(beobachtender Sachunterricht，observational factual instruction)与表现的形式教学(dastellender Formunterricht，expression_r_r_r_ral from instruction)紧密联系起来。同时、拉伊认为要对这两种教学分别加以研究。然而，观察、同化和表现又是联系的，因此，“在事实教学中要应用表现，在形式教学中要应用观察，这些是教学的基本原则或指导原则。”
从观察入手的事实教学，是以事实、材料、内容为主导成分，以知觉与内部和外部的观察为主要目标。在自然科目(因果的领域)方面包括自然史，自然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在文化科目(目的与价值观的领域)方面，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与逻辑学，道德与宗教的教学，教育学等。从表现人手的形式教学，其主要任务，在自然科目方面，包括三维的立体的表现――塑模，实验，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数学的表现――机械制图，几何学，算学等。在文化科目方面，包括用语文表现――说话，阅读，写字，背诵的教学，用诗、散文等文体进行的典型表现；用绘画表现――透视，速写，绘画；用音乐表现――唱歌等；韵律操――戏剧，游泳，舞蹈，体操；自我表现――“学校和社区”中的领导工作等。而生物―社会的活动学校，正是观察。同化。表现的统一。
在拉伊看来，实验教育学一定是引发活动、行动的活动教育学(pedagogy of activity)、行动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deed)。而且拉伊认为，教育学的教师必须是教育者的教育者。他必须具有更高层次的教师品质。他身为一名研究人员，必须对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与作为艺术的教育学有全面的了解。
大致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教育”思潮、“新学校”运动，都是反对传统教育、传统学校的，有各种各样新教育、新学校的名称，都是这样或那样倡导动、倡导活动，倡导做、倡导动手的。在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的长河中，也许是历史的辩证法。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掀起了澎湃的、多渠道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的革新运动。其共同特点是反对传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
康内尔认为：20世纪初，“教育学渴望成为新兴的重要的社会科学之一，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把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期，教育研究的新渴望表现在3个不同的而又相互联系的运动中：儿童研究运动、学校调查运动和教育实验研究的开拓。”也许康内尔把时间推晚了一些。德兰德希尔认为，“从1900年起，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可以认定为：(1)儿童研究运动，它把教育研究与应用儿童心理学结合起来；(2)新教育运动或进步教育运动，它认为哲学优先于科学，生活经验优先于实验；(3)开始用实证方法的科学研究运动……”好像德兰德希尔也把时间推晚了一些。
实验教育学的兴起，大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思潮的盛行，许多自然科学都运用实验的方法。而其直接的诱因，乃是与19世纪末冯特(Wundt，W．)大力推动实验心理学密切联系的。
康内尔说，“梅伊曼和拉伊是德国实验教育学的创始人。”这是正确的判断。据他说，梅伊曼、拉伊、克拉帕雷德(C1aparede，E．)、比纳(Binet，A．)和桑代克(Thorndike，E．L．)，是教育学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中科学运动5位著名的代表。德兰德希尔对实验教育学创建人列举得更多。他说：“实验教育学是由德国的拉伊和梅纽曼，法国的比纳和西蒙(Simon)，美国的赖斯(Rice)、桑代克和贾德(Judd)，瑞士的克拉帕雷德，阿根廷的梅坎特(Mercante)，比利时的舒滕(Schuyten)，英国的温奇(Winch)以及俄罗斯的西科尔斯基(Sikorsky)和涅恰耶夫(Netschajeff，即 Nechayev)于1900年前后创立的。”这也许反映得更客观些、全面些。米亚拉雷等主编的《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说：“同德国的拉伊和梅伊曼，法国的比纳和西蒙，瑞士的克拉帕雷德，比利时的舒膝，美国的桑代克和贾德(这里只是不公正地提及历史上几位杰出人士)的研究活动在一起，于1900年左右问世的实验教育学，在20世纪最初20年内有了飞跃的发展。”所谓“这里只是不公正地提及历史上几位杰出人士”，也就是说，这里说的不是那么全面吧。
就是1947年新版的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也说“从(19世纪)年代末期起，在许多国家里，开始推行实验主义的教育学。”⑦1956年版的康斯坦丁诺夫、米定斯基(按：即麦丁斯基)、沙巴也娃的《教育史》，也说“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德国、英国和美国，所谓实验教育学占很重要的地位。”①还说拉伊“他不仅在自己的祖国享有相当广泛的声誉、而且甚至在其他各国，特别是在革命前的俄国，也享有相当广泛的声誉。”
实验教育学尖锐地批判传统教育学只是沿用思辨的方法和逻辑的推论。上海教育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的一个译本《现代教育学基础》中说：“把教育学从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提高到独立的科学高度，吸收实验心理学的成果，提倡实验教育学的是梅伊曼和拉伊”(第469页)。如果能说，提倡实验教育学的，在德国是以梅伊曼和拉伊为奠基人就好了。人民教育出版让于1989年出版的一本教材性的著作《外国近代教育文》中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了一股‘新教育’的思潮”，“这股思潮表现在德国，便是实验教育学。”如果能说，这股思潮在德国的一种表现，便是梅伊曼和拉伊为代表的实验教育学就好了。这般“新教育”思潮表现在德国，也不仅仅是梅伊曼和拉伊创立的实验教育学。
江西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战后德国教育研究》中，正确地指出了：早在1896年，拉伊就发表了《正字法教学指南》[按：该书全名为《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正字法教学指南(Fuhrer durch den Rechtschreibunterricht，gegrundet auf psychologische Experimente)]，1898年发表了题为《低年级算术课指南》[按：该书全名为《建立在教学实验基础上的低年级算术课指南(Fuhrer durch den Rechenunterricht der Unterstufe，gadrundet auf didaktische Experimente)]。在这些著作中，“拉伊企图说明借助实验来检验各种教学法的效果的方法。这些观点后来又在他的《实验教学论》(1903)与《实验教育学》(1908)两本著作中作了系统的说明。”(第282页)。可是说“实验教育学的创始人是W•A•拉伊(W．A．Lay)与 E•梅伊曼(E．Meumann)”，就欠精确了。如果加“德国”两字就好了。
那么，是不是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一本教学参考书《外国现代教育史》中说的：梅伊曼是“实验教育学的开山鼻祖”(第109页)？在这一点上，也许这样的回答是存真求实的：“实验教育学”的鼻祖是谁？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包含了不同的涵义。一是从事教育实验活动的第一人是谁？二是谁最先提出这个术语？“教育的实验研究无疑在1900年以前就存在了。许多美国学者认为赖斯是创始人，因为他在1895－1897年对拼写练习的效果作了研究。但是有人认为，比纳、拉伊、梅坎特或舒滕也当之而无愧。至于实验教育学这个术语，是冯特早先的学生梅伊曼在1900年首先提出来的，当时他在德国《教育学刊(Zeitschrift fur Padagogik)》上探讨学校教育的科学研究问题。”如果坚持只有当一项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教育学的问题时，这项实验才是教育学实验的标准，那么，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拉伊的《实验教育学》中，他自己也谈到了1960年前后一些国家的实验教育学的人物、论文和著作。拉伊谈到了克拉帕雷德。他说：“1906年10月，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创设了‘教育心理学研讨班(Seminaire de Psychologie pedagogique)’把它作为心理学实验室的一个部门。心理学实验室实质上是为教师和有志于从事教学专业的人而设立的教育学实验室。克拉帕雷德博士是这个心理学实验室的主任。”我们的原译文①有错误，今更正如上，并敬向读者致歉！
梅伊曼当年曾指出，当前运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性实验者们在他们的实验室中继续他们的研究，如果说这些人与实验心理学家有区别的话，只在于他们的研究是潜心于教育过程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得到专业研究者们和教师们的支持，这些人在班级中发现他们的问题，并在那里进行他们的实验。这是平正的记述。前者是指梅伊曼主张的实验室中的实验；后者是指拉伊赞成的班级中的实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实验”。这样，上述1987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教学参考书《外国现代教育史》中说的：“实验教育学的方法特征是主张采用严格控制的心理学的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而不是当今教育上更普遍运用的自然实验法”(第99页)云云，就误部分为全体了。
冲原丰正确地指出：“实验教育学思潮是作为赫尔巴特的唯心主义教育学说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试图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研究教育现象”③。拉伊除了在上文提及的《实验教育学》杂志1905年第1期上，发表对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的批判观点之外，在他的论著中既反对赫尔巴特学派主智主义的教育学，又严厉抨击了主智主义的学校。而且这也是实验教育学者们的共识。在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科教材《外国教育史》(下册)上说：实验教育学“源于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学派的所谓‘科学教育学’的思想，奉行以心理学为教育学的基础的路线”(第30页)。这种理解，不能不说是“圆凿而方枘今，吾固知其龃龉而难人”了。
至于1985年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教材《外国教育史》(下册)中，认为拉伊“把儿童看作一种纯生物体”(第195页)；“这种把教育学完全归结为生物化的人体活动的科学的见解，当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第197页)。1988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教育史简编》中写道：“拉伊将自己的实验教育学建立在他理解的生物学基础上。……”(第370页)。这种观点，很大可能主要来自原苏联的教育史书籍。不论是由于当年的形与势，还是当年作者的认与识，原苏联教育史学家是写下了这样的话的。
例如1952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1947新版，上册)：

“19世纪90年代以至20世纪初另一个德国教育家奥古斯特•拉伊(1862－1926)提出了‘行动教育学’的理论，他企图用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教育，因而把教育归结成为反应的产物。”(第380页)

又如195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康斯坦丁诺夫、米定斯基(按：即麦丁斯基)和沙巴也娃的《教育史》(1956)中说：

“拉伊错误地认为只有生物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他曾经企图把教育学当做生物学来研究。”(第175页) 。

上述的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在原苏联1947年以讨论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为起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左得够分量的批判运动中，于1948年组织了讨论和批判，认为它还左得不够。那次总的矛头是针对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宽容”，针对所谓“冷漠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
拉伊强调感觉运动过程是教育的基础。比如他说：“首先，我们必须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待儿童，也就是必须把儿童看作在身心方面都有待发展的话生生的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身是心的工具，身是一台感觉－运动的机器。神经系统是这台机器的结构的基础。”又说：“教育工作者必须考虑到个体、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各种因素。我们首先要探讨个体方面的教育，即探讨遗传的能量和种族的特性。”――遗传、秉赋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上的差异、变化和相互关系。还要探讨自然环境的影响，“天气、气候和地形等因素对儿童身心有影响，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和思考(自然)环境对儿童的种种影响。”――一年时间里反应的变化，一天时间里反应的变化，疲劳的测量：光和热的影响，气候与心智活动。同时，又说：“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刺激，以及由家庭、朋友、社区生活、政治和宗教环境所施以的各种影响等等，一起组成教育的社会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发展了儿童的社会特性。学校和教学活动也应看作是社会因素。人类活动的其它许多方面，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社会教育学(按：已如上述，这是拉伊构建的“作为一般教育学的实验教育学的3个组成部分”之一)要确定如何根据卫生学、经济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的规范，引导儿童的身心发展。”⑤如此等等。学术讨论要讲究“学德”，历史研究要讲究“史德”，要尽量避免用凸透镜或凹透镜透视事物，否则自己倒真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了。

五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Experimentelle Didaktik)》。这本书的全名是：《实验教学论：其主要着眼于肌体感觉、意志和活动方面的基本原理(Experimentelle Didaktik: Ihre Grundlegung mit besonderer Rucksicht auf Muskelsinn，Wille und Tat)》。它的第2版为1905年；第3版为1910年。迄今未见中译本。
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4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Padagogik)》这本书的全名是：《特别着眼于通过活动进行教育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Padagogik，mit besondrer Rucksichtauf die Erziehung durch die Tat)》。它的第2版为1912年；第3版为1918年。1938年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1996年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译本。
作为术语的“experimentelle Padagogik (experimental pedagogy)”“experimentelle Didaktik(experimental didactics)”有时是难于区分的，因为“pedagogy”也可以译为“教学论”、“教学法”或“教授学”。至于“didactics”，一般倒是译为“教学论”、“教学法”或“教授学”的。正如夸美纽斯的名著，旧译为《大教授学》，新译为《大教学论》。但是，当面对着拉伊的这两本书，前者译为《实验教学论》(或《实验教授学》)，后者译为《实验教育学》，是没有需要多少争论的。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中，是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的。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著《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其“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为赫尔巴特后之教育学说开一新纪元”(第586页)；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Lay)氏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 (1903)一书”(第1384页)。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按：指拉伊)开赫尔巴特以后的教育学说的新纪元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第185页)；在次一页上，又说“《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第186页)。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已如上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Experimentelle Didaktik)》是1903，1905，1910；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Padagogy)》是1908，1912，1918。
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兵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恕我率真直言，搞错了的确实不少，请以年份前后为序，比如：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外国教育史》(下册)第278页，说拉伊“首著《实验教育学》，对实验教育作了初次系统的阐述(1910年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第328页“实验教育学派”目，说“德国另一位教育家A•拉伊在1903年出版的《实验教育学》一书中，完成了对实验教育学的系统论述”。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外国近代教育史》第476页，说拉伊的“博士论文为《实验的教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同页，又说“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却没有见到其主要著作之一的“Experimentelle Padagogik”！拉伊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dagogik)》才有1912年第2版的，也搞糊了。
北京出版社1987年的《教育学辞典》第314页“实验教育学派”目，说拉伊“在1903年出版的《实验教育家(按：系“学”的误排)》一书，完成了对实验教育学的系统论述”。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教育与心地辞典)第319页“拉伊”目，说“1903年，拉伊出版《实验教育学》，系统地论述了实验教育学的理论”；又第500页“实验教育学”目，说“1903年，德国另一位教育家拉伊出版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对实验教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教育辞典》第533页“实验教育学”目，说“1903年，德国教育家拉伊发表《实验教育学》著作，系统论述了实验教育学”。
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实用教育辞典》、第352页“拉伊”目，说拉伊于“1903年出版《实验教育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的《教育大辞典》第ll卷第276－277页“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目，说：“书名。德国教育家拉伊著。1903年出版。共分四部分。”又说：“中国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出黄觉民、金澍荣翻译的中译本。”“分四部分”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由黄觉民、”金澍荣翻译的中译本”的，恰恰是《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Padagogik)》。“1903年出版”的，恰恰是《实验教学论(Experimentelle Didaktik)》。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外国教育通史》(第4卷)第130页，说“《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W．A．Lay，1862－1926)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
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简明教育辞典》第393页“实验教育学派”目，说“与E•梅伊受的理论共同形成德国实验教育学的代表人物A•拉伊，于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完成了对实验教育学的系统论述”。
北京师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实用教育大词典》第410页“实验教育学”目，说“1903年德国另一位教育家拉伊出版《实验教育学》一书”。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教育科学论稿》第26页，说“拉伊1901年出版的《实验教育学》一书，对实验教育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901？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
山西人民出版仕1996年出版的《西方教育思想史》第522页，说“1907年，德国教育家拉伊又出版了《实验教育学》一书、系统的阳述了实验教育供想”。1907》？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其下册第1415－1416页，有“实验教育学”目。它有两个分项：“1(Experimentelle Padagogik)”，阐释了“实验教育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及其历史发展。“2(Experimentelle Didaktik)”，释义是：“书名。德国教育家拉伊著。1903年出版。共分四部分。”又说：“中国商务印书馆1938年黄觉民、金澍荣的中译本。”这第2个分项的释义基本上与1991年版的《教育大辞典》分卷本同。依然糊成一团。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教育学丛书•教育学原理》第377页，说“有的学者将拉伊的《实验教育学》(1903年)的问世视为‘开教育学的新纪元’(姜琦：《现代西祥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4页)”。――姜琦在该书第185页的原文前面已摘引过：“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开赫尔巴特以后的教育学说新纪元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在该书第186页上，还说了：“《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Didaktik)1912”。遗憾的，恰恰是认同了前辈学者的“智者千虑”之“一失”！
1987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辞典》，其“拉伊” 目正确地说：“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对实验教育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说准了的，简直如凤毛麟角。
1994年，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实验论》，正确地说了拉伊“1903年发表《实验教学论》”；“1908年发表了《实验教育学》”(第58页)。但是，“在哈雷大学提出关于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论文，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此后，……1903年发表《实验教学论》，……”(同上)云云。其实，《实验教学论》就是拉伊在1903年提出的博士论文，又在1903年初版。康内尔正确地说了：“1903年拉伊在哈雷写了作为论文的《实验教学论》，他有力地论证了班级实验。其后，他于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至于《教育实验论》说：“1901年，梅伊曼首先提出‘实验教育学’的名称”；拉伊“1906年，与梅伊曼联合创办了《实验教育学杂志》”(第57－58页)。两个年份：1901和1906，作者是有依据的，只是怕这依据是不精确的。也许是1900和1905。可再考订。
199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正确地指出了拉伊“著有《实验教授论》(1903)、《实验教育学》(1908)”(第279页)。可是，又说他著有“《劳动学校与活动学校》(1911)”(同上)。肯定是弄错了。拉伊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知名的著作是《活动学校》。它的全名叫《活动学校：一种符合自然和文化的教育改革(Die Tatschule: Eine natur-und kulturgenasse Schulreform)》。至于“‘实验教育学’的名称由梅伊曼于1901年首先提出。1901年他在《德意志学校》杂志上著文鼓吹建立‘实验教育学’的意义”(第284页)。是否1901这个年份，上面讲了；所谓《德意志学校》这个杂志，肯定是《教育学刊(Zeitschriftfur Padagogik)》之误。前边讲了：《实验教育学》这本期刊，全名是《实验教育学：实验教育研究会刊物》，是1905年拉伊与梅伊曼共同主编的。说它是梅伊曼“主办的”(第286页)，也是不精确的。
我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面实在太广了――从教育史到教育学，从教材到专著，从小辞典到大工具书!时间实在太长了――前后近七十年了吧!殷切地期望今后不再有这些差错。自1948年春到1998年夏，我也算在高校工作了五十个年头。反思自己在学术上犯的错误可不少；也看到前辈、同齿在学术上有时也有些瑕疵。一点也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学术也许是少有的、没有的。学术研究，有如“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通过学术上的切磋和争鸣、自我批评和批评，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就推动了学术的不断前进。我深感，学术研究之艰苦；又深感学术研究存真求实之必要。当否？求教于同道。